中国没有大国战略，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没有海外驻军和基地，也没有强大的海权，那么中国凭什么走向世界呢？回答是市场经济原则。

可持续稳定、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或生态农业等，对农民来说是一个新鲜名词，但对专业人土来说，1980年代已成为时髦的名词。不要忘记，一个处于山海关之外的小小满族，能够入主中原，一统中国260余年。

这个演讲词分两大部分论述了农民贫困的原因，笫一部分为制度与贫困，第二部分为结构与贫困，并且做出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的结论。该书的主题是掀起一场新的农业革命，建立协调型农业。2013年09月20曰 进入专题： 三农问题 。只要三农问题继续存在着，争论还会继续。在毛式社会国家主义时代，农民与非农民是界限分明的，农民就得种田。

讲改革以农村包围城市 为载体启开历史大门一点也不为过。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 还没有认识到包产到户的历史真面目。随着中国不断迈向高收入水平，科斯的遗产将十分关键——即他关于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在塑造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作用与见解。

传统上，中国的城市是环绕城墙的集市及乡土社会的权力中心。科斯以其两篇开创性的论文改变了经济学家关于制度对经济影响的看法。佛山的发展为中国如今面临的核心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如何将基于制造业的低附加值经济转变为由创新推动的高附加值经济。换言之，市场是全球网络，需要本土化的城市作为枢纽。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过程包括了至少四大供应链的重建：全球制造供应链（主要由私营部门运作）、基础设施供应链（主要由国有企业运作）、金融供应链（主要由国有银行组成）以及政府服务供应链。佛山拥有世界最大的灯具和家具批发市场，并出口到世界各地。

佛山的经验表明， 除非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城市无法发挥它们的潜力。私营部门贡献了佛山GDP的60%以上，主要生产家用电器、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纺织品和食品。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市场平稳运行的责任落到了政府头上。佛山临近广州，位于珠三角中心，人口700万。

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利用科斯的制度经济学思路来构建有效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框架及秩序，将有望实现这三者之间的重要平衡。尽管此前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前30年的成功（从GDP增长的角度），但也产生了大量风险和失衡，包括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债务过度、工业产能过剩和国有部门臃肿等。扩张的市场恰恰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但政府的目标应更明确，例如，着重于发展产权基础设施、投资及培育人才市场、并实施可支持高质量增长秩序的宏观经济政策等。佛山这样的城市正是从这些供应链网络之间的有效协调中受益及成长起来的。

1960年他撰写《社会成本问题》，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明晰产权来治理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如交通拥堵及污染。如今，城市体现着政府主导为建立强大市场而采取的集体行为（城）与私营部门在城市内和城市间为盈利而竞争的个体行为（市）这两个层面的活动及其互动。

根据科斯的思路，对中国发展的分析需要聚焦在本土思维的政府与全球思维的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一制度演进正是一组中国学者（包括我们）去年发起的一项佛山案例研究的核心。

佛山毗邻香港，并借助这一优势稳固地嵌入全球供应链中——驱动其名义GDP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约13亿人民币增加到去年的6709亿人民币。晚年的科斯关注点转移到资本主义和市场制度在中国的兴起与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今都还没有充分揭示如何同时实现高效GDP增长、包容性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新制度经济学之父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逝世了。从硬件基础设施角度看，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佛山，已可以与巴黎和芝加哥等西方大都市媲美。事实上，城市这个词由城和市两个字构成，不愧为一个贴切的词组。

进入专题： 科斯 。我们发现，佛山很可能是检验科斯观点的一个理想案例。

市场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消费者生活方式和偏好及劳动生产力的趋同使世界主要城市能够为全球市场进行专业化生产。但因缺乏管理硬件所需的软件，其硬件的效率难以充分发挥

满足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目的是消解既有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以及相应的设租、寻租能力。

3）进而企业有一套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并使用于任何目的清晰的会计审计报告，企业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营运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受到保障。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其实这应该也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预演，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磋商。目前的流动性环境其实也很简单，犹如围城，海外的资金廉价希望到国内来套利。

但这并不等于是说，它们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错误的，不少规则也符合市场发展和经济升级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在金融方面，庞大的资产市场和财富管理商业机遇将不断扩展，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有机会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崛起。

先前媒体报道的各部门的阻碍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但这些因为贸易需求释放的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总量中比例依然很小。

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例如可以设立现有各金融（要素）市场的自贸区版或者说国际板，建立起天文量级的人民币资产池以容纳海外人民币和国际货币的投资（投机）需求，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或者产品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这之间相差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本水平，而是整个知识投资、积累、管理和创新的整个体系和体制。

无需讳言，尽管自贸区前途光明，道路则难免曲折，其中的难度和挑战巨大，因为这是政府自身革新交出权力的过程，既是灵魂也是利益的改造，均绝非易事。当然由于各自定位不同，探索之路必然也不尽相同。源起是美国试图丢掉对自己没有多少油水，又没有更多话语权的WTO，另起炉灶，开始自己能够主导的游戏——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业规则，来取代WTO，围猎中国制造和金砖五国，逼迫他们二次入世。如果直接遵守其中的环保、知识产权、劳工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等条款（还有农产品），就等于自废武功。

而且自贸区绝不是一个温室，而是一个货币竞争的真正的学习班和竞技场。三线是金砖联盟，德班峰会就力图打造一个平行世界，小三驾马车（IMF vs 储备库，WB vs 金砖发展银行，WTO vs 工商理事会）正在启动。

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由于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基本都是美国定的，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可能有困难，这意味着要跨越可能长达数十年的历史阶段，这对于整体依旧落后而且地区间生产力差距巨大的中国经济来说，有其现实难度。

这应当是市场的直觉和担忧所在，必须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这里是全世界目光交汇的中国热点，某种意义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有传言几个地区已经在上报方案，但感觉短期内可能还有一些难度，主要是这一次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的力度、尺度之大，难度之高，对于现有行政机构来说都有一个消化和适应的过程，如果短期内多次复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过度负荷，无法有效响应。